文坛皖军:不疯魔,不成活_中新网_兴發娱乐新闻 - 兴發娱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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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05月29日 09:56 来源:中安在线 □
文/苏北

  20年前的四个笔记本又回到了我的手里。这是一个久违的约会。也是我意料之外的。汪曾祺的小女儿汪朝将我的四个笔记给寄了回来。

  我想像不出汪先生收到这四个笔记本时的表情。那应该是个秋天的午后,蒲黄榆9号楼1201室的窗外有点小风,天高高蓝蓝,一切正好。邮差来了,送来了这么一封厚厚的信,汪先生一定是疑惑的,俟打开,是这四个牛皮纸封面的简易的笔记本。汪先生好奇地翻了翻,那些密密麻麻的字都是来自于他的短篇小说《晚饭花集》。于是那个下午汪先生心情很好,他有些得意,也有些自负,说不定那个下午他还写出了一点东西,一篇短小说的开头,或者一幅忆旧的小品。

  现在这四个笔记本经过一番旅行,又回到了我的手中。这时汪先生已架鹤西去10多年。我随手翻开一页:

  邻居夏老人送给李小龙一盆昙花。昙花在这一带是很少见的。夏老人很会养花,什么花都有。李小龙很小就听说过“昙花一现”。夏老人指给他看:“这就是昙花。”李小龙欢欢喜喜地把花抱回来了。他的心欢喜得咚咚地跳。

  这是《昙花、鹤和鬼火》的开头。李小龙就仿佛是汪曾祺,喜欢随处留连,东张西望。汪先生在《晚饭花集》的序言也告诉过我们。“李小龙是我自己”。对于笔下的人物,都是汪先生每天要看的一幅画。这些画幅吸引着他,使他对生活产生兴趣,使他的心柔软而充实。这也汪先生自己说的。同样是在那篇“夫子自道式”的序言里。

  现在我想不明白。20年前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,抄了那么多汪曾祺的小说、散文。抄在那厚厚的四个大笔记本上。那些文字究竟给了我什么?

  我想我首先要在心中为汪先生立一座碑。他的那些文字,改变了我的生命。——我整日痴迷的浸淫在其中,——它改变了我的性格,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。我的顽劣的少年,养成是一个多么乖戾、叛逆的性格啊!我的一个曾经的朋友,在一次酒后,他忽然对我说:“你是‘危险人格’”。说这话时我们正同时小解。他的突然的这一说,使我一身冷汗。使我正进行的小解停止于一半。接下去的下后场饭局,我一声不吭。朋友们以为我生气了。其实他们那里知道,我是多么的庆幸。我们知道,每个人都是两面的,就像一枚硬币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,都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丰富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内部语言。我想,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内部语言,如果有可能都呈现出来的话,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譬如,我们的内心经常会说:“我恨不得吃了他”,或者说“我恨不得杀了她”。这都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不是气话,也不是说得玩玩的。有时就是这样的一念,使一个生命走向了另一个方向。我们不得不承认,有些人群是危险的,有些性格也是危险的。这说起来非常复杂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与一个人少年成长的环境有关。一个忧郁的少年,一个屈辱的少年,都会扭曲一个人的人格。可以说,汪先生的文字,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人生走向。(就像张爱玲也改变了某些人一样)。这绝非危言耸耳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想些什么,会做些什么。

  它使我内心柔软,对生命,对一切生灵,充满怜爱之心;

  它使我懂得欣赏美的东西:花朵,溪水,草木和少女;

  它使我不为物质所累,心中有光,有生命的“大”的妄想;……尽管这种想法有时是虚幻的,但它是有益的。

  它使我在漫长的生命中,性格中慢慢有了点书卷气,甚至包括长相;

  汪先生说他“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。”这绝不是随便说的。

  20岁的读书,不管你是带着何种想法和目的,其实现的结果,不是学习写作方式;不是为了排遣青春的苦闷;不是仅仅是为了陶冶性情;它最终改变的,是一个人的气质:价值观、审美观、生活态度、人生立场。——因为那正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时期。

  几十年过去了,我也是坐四望五的人了。我可以说,我平淡而充实的度过了这半生。我的人生态度,生活习性也都已定形。我已变成是一个平和,随性,散淡之人(尽管有时也会为一点小事生气)。我依然是不会为眼前的利益所羁绊;心中有那么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我知道,这些想法可能永远是虚幻,穷其一生也不能实现,但它是有益的。

  其次才是影响了我的写作。使我一生热爱文学。我想热爱文学,是没有什么错误的。我从汪先生那里汲取了文字的修养和写作的方式。我从他那里追到了沈从文、废名、归有光;有人说,一个好的作家,其实是一个通道。我很同意这种说法。一个好的作家,他不是一个点,而是一个面。文学使我丰富了人生,也使我的心走向更远。它使我充实而自负、自怜、自爱。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事实就是如此,你不可改变我。

  我摩梭着发黄的、浸染着陈旧岁月的这四个简陋的笔记本,心中湿润而温热。它其实是浓缩了我的青春的。那些笔迹虽然稚拙,可它倔犟,痴迷而又执着。它飞扬着我20岁虎头虎脑的模样。我仿佛觉得,那些文字,像一只只眼睛,透过那一页页的纸背在对视着我。我小声地诵读了一段:

  金冬心尝了尝这一桌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,又想起袁才子,想起他的《随园食单》,沉得他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,真是寒乞相,嘴角不仅浮起一丝冷笑。

  ——《金冬心》

  那种感觉仿佛是汪先生自己在说。他有时斜坐在椅子上,偏着头;有时靠在椅背上,目光眈眈,手中烟卷的烟雾笼罩在脸上;有时用手微微掩着嘴,心中似有一个快乐要说出来;有时则直直的眼睛看着远方,目光凝重而深沉。我太熟悉他的神态和口吻了。我忽然对着这四个笔记本说:不疯魔,不成活。——呵呵,我成活了么?!

  我已经为这四个笔记本寻找到了它的归宿。高邮汪曾祺纪念馆已对我说过,给他们去保存。它是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对汪先生崇敬的最好的写照。我想,它的最好的去向,是高邮。

编辑:刘鸿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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